第1章关于倭寇1-【xinwen】

倭寇，即14～16世纪劫掠中国沿海的日本海商与海盗集团。

倭寇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元军侵日以后，日本政府两次发布异国 征伐令，企图入侵朝鲜。这个征伐令后来虽未执行，但被动员的武士中的一部分开始经常骚扰朝鲜南部沿海，此时倭寇已逐渐形成。后来，倭寇的劫掠范围逐渐波及 元朝沿海一带，并且倭寇又与中国的奸商、海盗、流氓、土豪劣绅乃至贪官污吏相勾结，共同危害沿海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倭寇的实质就是武装劫掠朝 鲜半岛和中国沿海各地的日本武士(包括浪人)、渔民、商人、农民等。由于中国古代称日本为“倭国”，所以把劫掠中国的日本人称之为“倭寇”。14世纪日本 时，在混战中失败的武士沦为浪人，与活跃在九州、四国间的走私商人勾结，在中国沿海进行走私、抢劫。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朝总兵刘江在望海 埚(今辽宁大连东北)取得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倭寇，倭寇随后渐渐衰落。15世纪后期日本进入旧战国时代，一部分封建主与寺院大地主，支持海盗活动，倭寇又 开始活跃起来。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封建主大内氏与细川氏的贡使在宁波发生冲突，乘机进行大规模的焚掠。故此，明廷下令停止贸易。但是明廷的海禁 政策并没有换来安宁，倭寇见中国沿海防务空虚，反而大肆勾结土豪、奸商、流氓、海盗，不断进行走私劫掠，到16世纪中叶时最为猖獗。明廷严禁海外贸易、捕 鱼、交通，使倭患愈趋严重，造成江浙和福建一带生灵涂炭，山东、广东等地也受到不小的波及。后来经过名将谭纶、、俞大猷等人的多年征战，到16世纪 60年代中期，侵扰中国东南沿海200年之久的倭寇才逐渐解决。

一、倭寇历史的基本概念

“倭寇”并不是中 国 人叫出来的名词，而是1600年前朝鲜半岛上高句丽人最早提出来的。日本的对马岛与朝鲜半岛南端仅隔50公里宽的朝鲜海峡，那里自古以来就是大陆与半岛的 文化东传日本的交通要道。日本与朝鲜半岛的交流，自古以来就很密切，但纠葛也不少。公元404年，相当于中国东晋末期，半岛北方的高句丽势力向南方扩展， 战败了支援新罗与百济的倭国(日本)势力，在颂功碑《高句丽广开土王碑》(日本称《好太王碑》)上刻记着“倭寇溃败”的记事。这是关于“倭寇”历史的最早 史料。该碑现保存于中国吉林省集安。

现代史学界从世界史的角度，把倭寇历史归纳为14世纪朝鲜半岛的倭寇问题与16世纪中国东南沿 海 的倭寇问题等前后两期倭寇问题。朝鲜半岛的倭寇问题是约从1350年开始到1420年左右为止，前后约七八十年，以朝鲜半岛为舞台，以日本九州边民的“三 岛倭寇”为主体，以掠夺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为目的的14世纪倭寇问题。而中国东南沿海倭寇问题，从明朝建立初期开始到嘉靖末年，长达200年时间，最为猖獗 的时期则是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开始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嘉靖皇帝逝世为止，前后约15年左右，以中国的江苏、浙江、福建及广东等各省沿 海地区为舞台，以中国走私海商为主体，以走私日本白银为目的，雇佣一些日本佣兵参与其间，而肇端的所谓“嘉靖倭难”的16世纪倭寇问题。

明初洪武年间，正是朝鲜半岛倭患闹得最凶的时期，因此元末明初沿海一带的抗元地方势力，张士诚、方国珍等的残党余部，也借助当时的国际风云，纠集岛夷到 沿海各地进行抢劫骚扰，明代史书都把它政治化地称之为“倭寇”为患。明初的倭寇问题，从洪武延续到永乐年间，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将刘荣在辽东望海 埚一战大捷，全歼来犯的倭寇，不但对中国明初倭患的平息有功，对整个朝鲜半岛倭患的平息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也正值14世纪倭寇问题的末期，同一年朝鲜 太宗也出兵讨伐马岛的倭寇基地，同时也采取一系列柔和政策，才全面平息了所谓前期倭寇的14世纪朝鲜半岛倭寇问题。史学界认为：明初洪武与永乐年间的倭寇 问题，实质上应归属于前期倭寇派生的问题范围，而不是建国后才突然冒出来的日本海盗侵扰中国沿海的个别问题。

由于明初的倭寇 问 题，实质上是元末明初改朝换代的社会后遗症，从发生频率来看平均每年不到1.7次，只不过是零星散发的社会问题，基本上称不上是什么大祸乱。明代真正的倭 寇问题，主要是指16世纪中叶嘉靖年间长达15年左右的所谓“嘉靖倭难”问题。但其祸乱地域之广，发生频率之高，蔓延年数之长，不是单纯归因于日本海盗入 侵，而肇端的“御倭战争”所能合理解释清楚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嘉靖倭难”是中国海寇、土贼与客兵的复合性社会矛盾并发的社会大动乱问题。

二、倭寇产生的背景

1.日本南北分裂、战争内乱

日本，中国古代称之为倭奴国。所以，明朝把劫掠中国的日本人称之为“倭寇”。咸亨初年，因其地靠近东海，最早看到日出，才改名为日本。日本四面环 海，只有东北部有少量大山，在明朝的时候，日本国内分为5个畿、7个道、3个岛，共150个州，统领587个郡。周围有小国数十个，都从属于日本。在这些 小国中，国土小的只有百里，大的也不超过500里；户籍少的只有1000余户，多的也不超过一两万户。这些国家的国王世代都以王为姓，而各位大臣也都世代 为官。在以前，他们都与中国有来往，向朝廷进贡。这些情况，在中日的各种史籍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到了元朝的时候，元世祖几次派使臣赵良弼去招抚他们， 他们都不来，于是元世祖又命令忻都、范文虎等人率水军10万前去征讨。可是，当元军到达五龙山的时候遭遇暴风，全军覆没。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中断。随后， 日本北条时宗两次发布异国征伐令，企图入侵朝鲜。这个征伐令后来虽未执行，但被动员的日本武士中的一部分开始经常骚扰朝鲜南部沿海，此时倭寇已逐渐形成。 随后不久，日本开始有小股海寇骚扰中国沿海诸省。

至元二年(1336年)开始，日本出现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各地封建地主拥据武 装， 扩充势力，争夺领地，战乱不止。封建地主们这种你争我伐的战乱延续了100多年，他们互相攻占别人的领地，昨天联合甲来倒乙，今天又和丙一起来倒甲，夺取 主家，推翻一族，或用奇袭，或用暗算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在当时的日本往往出现这样的局面：家臣背叛主子，巧妙地攻占了主家，却又立即被他的部下所攻占。在 战乱中不断出现溃兵、败将、武士以及失去生产手段的浪人。而元朝则从泰定帝开始，统治力量大大削弱，海防日趋崩溃，日本各地封建主为了弥补战争损失，纷纷 组织境内的武士、商人和失去生产手段的浪人，武装窜犯中国和朝鲜沿海，杀人抢劫。由于元末明初中国国力还相对强盛，海防巩固，倭寇的侵扰没有酿成巨患。

2.日本对外贸易与中国海禁政策

在日本的战国时期，日本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水利工程的修建，以水做动力的水车的普遍应用、割草积肥方法的实行等，推动了农业发展。手工业也有了 长足的进步，城市里有锻工、织工、漆工、陶工、制草工等几十个专门行业。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的进步，日本的商业和海外贸易也有了发展，商业城市出现 了，对外贸易港口形成了。但日本国内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刺激了大名、商人等的贪欲，有了进一步扩大贸易的要求。而自古以来，中国就是日本对外贸 易的重要国家之一，当时日本上下都离不开中国货，如穿用的布匹、丝绵，日常用的瓷器、铁锅、针，食用的醋，各种药材、各种书籍、名字、名画以及交换用的古 文钱等，几乎覆盖了方方面面。因为这些货在日本十分紧缺，所以价格十分昂贵。如当时丝每百斤能卖银五六十两，而中国只能卖五六两，丝锦每百斤的价格更是高 达200两银子，红线每百斤的价格为70两等。日本商人贩运中国货，能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正因为如此，他们都争相同中国进行贸易。

16世纪中国走私海商(倭寇)的活动海域，主要是中国的东海。东海是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其地理范围大致如此：东海略呈东北、西南走向的鸡蛋形状，北端 抵朝鲜半岛南端洋面的济州岛；东侧环绕着日本的五岛列岛、九州西岸、琉球群岛，以至小琉球(岛)；西侧则从济州岛直线抵达长江口北岸，然后南下接杭州 湾、舟山群岛、浙东沿岸、福建沿岸等广泛海域。其中舟山群岛与五岛列岛间是当时中日间航海交通的最短空间距离，地形也相似，是中国走私海商活跃的新航道。 以后随着中国造船工艺水平的进步，以及航海技术的提高，增进了海船的运输能力与安全性，开拓了舟山到五岛的直航航道，缩短了中日间的航程，深化了贸易 往来关系。但在宋代以前，中日间的古航道，主要是从广东或福建出发，经过小琉球(台湾)、钓鱼台，然后取道琉球后，再北上五岛列岛一带。这古航道的航程几 乎是新航道的加倍，到16世纪后已很少航行。但到了元末，统治者为了防范倭寇，就申令禁商下海，取消市舶机构。到了明初，洪武帝更是实行海禁政策，不准私 人对外贸易，以后又因胡惟庸事件，断绝了同日本的来往。虽然在永乐时同日本恢复了“堪合”贸易，但规定10年1次，人200个，船2只，远远不能满足需 求。“急贡之役”后，明朝政府罢市舶司，标志着日本与中国官方贸易的基本断绝。日本的大名、商人要求扩大贸易，而明政府堵塞了官方贸易的渠道。如最后 一次从西洋回国后，儒生们便急不可耐地将船队的航海日志和船长日记等重要的历史资料和文献搜缴焚毁，以防以后再有人看到，效仿这种有违圣贤之道的无谓的冒 险活动。这很明显地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们的心声：我们不需要了解这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取厚利，贪求厚利和中国货的日本海盗商人，贸易不 成就走私，走私不成就劫掠，逐渐演变成倭寇。

当然，明朝统治者缺乏远见卓识也是显而易见的。绵延数千里的明朝海岸线是不可能禁锢住 的。明廷禁止海上贸易和运输，就必然出现大规模的走私船队，因为利润极大，来自中国、日本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冒险家也纷纷带着他们的武装船队加入这个冒险的 队伍。他们常常在明廷势力所不能及的东南岛屿上集结，发展到后来，每天游荡在中国沿海附近的大小船只常常都在1200艘以上。在这些以牟利为目的的庞大海 上武装中，没有法律制约，全是一些亡命之徒，所从事的营生也不可能仅限于走私一项，这不可避免地催生出海盗集团，其中一些势力最大的中国籍武装商船的大船 主，他们往往也同时是海盗集团的首领。为了在与明廷海防军的冲突中能占上风，他们往往与战斗力极强的来自日本列岛的武士、浪人、散兵游勇联合。因为明军一 贯对倭寇畏惧的缘故，所以袭击沿海的中国籍海盗习惯上也与他们的日本同伴着同样的装束，以威慑明军。当然，还有另一种说法：之所以打扮成日本人，是因为能 迷惑明廷而不致连累到他们在国内的家人。

根据《大明律》的规定，沿海居民下海也是违法行为，这就断送了明朝海洋事业的任何希望，也 使 沿海百姓无法生活。倭寇之患祸国殃民，然而能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那些要求解除海禁的走私商人、日本战败武士以及沿海谋求活路的居民吗？明朝政府的海禁 令，不仅造成了倭寇之祸，也使明朝走向闭关锁国的道路，以后的清朝政府同样继承了明朝的政策。明朝官府的海禁政策完全不顾沿海人民的死活，断绝了当地居民 的生路，无怪乎人们纷纷向“倭寇”靠拢。如谭纶所指出的那样：“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渔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 起。”

明廷严厉的海禁政策，无法阻遏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相反，参加对外贸易的人越来越多，朝廷无法禁绝。正如所说，“官市 不 开，私市不止”，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趋势。同时，正德、嘉靖年间海禁政策与洪武年间有所不同，洪武年间尚进行有限制的贡舶贸易，而正德、嘉靖年间所有的对 外贸易都被禁止。这实际是闭关主义的表现形式，它阻碍了中国与邻近国家的商品交流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故广东和福建的地方官员主张开放海禁。不过有人提 出，明廷的海禁政策是在倭寇疯狂侵略的非常形势下被迫提出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保护国家安全和民众利益的防范性政策，不是海禁引来倭患，而是倭 患导致了海禁。

有人把此用宋朝作为参考。宋朝中国海上对外贸易是相当发达的，如13世纪意大利犹太商人雅各?德安科纳所写的《1271年的泉州》一书，就很能说明问题。他对南宋的泉州城是这样描写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港口，甚至比辛迪兰还大，商船从中国海进入到这里。它的周围高山环绕，那些高山使它成了一个躲避风暴的港口。它所在地的江水又广又 宽，滔滔奔流入海，整个江面上充满了一艘艘令人惊奇的货船。每年有几千艘载着胡椒的巨船在这儿装卸，此外还有大批其他国家的船只，装载着其他的货物。就在 我们抵达的那天，江面上至少有1.5万艘船，有的来自阿拉伯，有的来自大印度，有的来自锡兰（Sailan)，有的来自小爪哇(Java　 theless)，还有的来自北方很远的国家，如北方的鞑靼(tartary恐怕就是今天的西伯利亚或俄罗斯译者注)，以及来自我们国家的和来自法兰 克其 他王国的船只……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来自世界遥远地方的商品。但是对大部分当地人来说，他们制造并卖给外商大批精美质地的绸料以及其他上等的物品，而从我们 手中购买香料、意料、木料、衣料和其他物品。结果，就像我将要讲的，在刺桐，人们可以见到来自阿拉贡(

Aragon)或威尼斯、里亚(Alessandria)、佛兰芒的布鲁格(　Bruge)等地的商人；还有黑人商人以及英国商人……

此外还有广州，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世界性的贸易城市。无论如何，中国是个拥有着巨大市场和资源、技术、商品输出的国家，可以说，明朝中国要实行海禁 政策，对整个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海上贸易来说都是个巨大的打击，中国可以不需要这个世界，闭关锁国，但这个世界不容许中国人这么做，数百年后的清政府，便 是因此被欧洲人用大炮轰开了国门。

另外，当时明朝遭到西方殖民者的侵扰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16世纪时，一些 处 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西欧国家开始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并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用武力侵占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 甲)以后，就不断派遣船只到中国沿海进行试探。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正式派遣佩雷斯为使节，与安德拉德率领舰队驶抵屯门岛，然后强行闯入内 河，到达广州，要求人京“进贡”。明政府下令将佩雷斯送到京城，而将安德拉德等人遣还。佩雷斯到达北京后，就买通了佞臣江彬，把其翻译、汉奸火者亚三安插 在明武宗身边。留在广东的葡萄牙人则擅自在屯门、葵浦等处海澳设立营寨，大造火铳为攻战工具，杀人抢船。他们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和朝中有识之士的不 满。

正德十六年(1522年)，明武宗死后，明政府即下令处死火者三亚，并将葡萄牙人全部驱逐出境。赖在广东的葡萄牙殖民者企图凭借精良火器进行顽抗，海道副使汪*招募海船，针对藩舶大而难动的弱点，采用火攻战术。葡萄牙人只得乘夜狼狈逃走。

正德十七年(1523年)，葡萄牙殖民者1000多人又侵犯广东新会西草湾，明军进行截击，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42人，斩杀35人，迫使其余殖民者逃窜。

葡萄牙殖民者在广东碰壁之后，就转向浙江、福建和沿海地区。他们先是进行走私，后来则与中国海盗头目李光头、许楝以及倭寇相勾结，在宁波府的双屿、皇州府的浯屿(今金门)等地建立据点，一面继续走私，一面则大干烧杀抢掠、掳买人口的罪恶勾当。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浙江巡抚朱纨下令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准备捣毁葡萄牙海盗的据点。第二年，他先命海道副使柯乔和都指挥黎秀分别驻在 漳、泉、福宁，防止让海盗逃跑，然后再命令都指挥卢镗与海道副使魏一恭率兵由海门进击双屿，一举荡平贼巢，并聚木石筑塞港口。嘉靖二十八年(1548 年)，朱纨又与柯乔合兵进击浯屿，葡萄牙海盗逃向诏安。柯乔与卢镗率兵追击于走马溪，共擒斩239人，内有葡萄牙19名。

葡萄牙殖民 者仍不死心，又骚扰广东，并冒充他国商人窜居浪白澳，不久被赶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这伙狡诈的海盗又混入了澳门。第二年，通过周鸾冒用他国名 义，诳报汪柏。汪柏受其贿赂，许其通市，只是要提成。五年(1577年)，又贿买镇守澳门的将领王绰，以“输岁饷”为条件，取得“于近处泊船”的权 利。葡萄牙人混入澳门后，千方百计想把这个地方据为已有，私有扩充居地，修筑城墙，架设炮台。但当时澳门的主权仍属中国所有，明政府不仅向葡萄牙人征收租 税金，还在泰昌元年(1620年)派兵强行拆除了葡萄牙人修筑的城墙。

紧接葡萄牙人之后，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者也相继入侵我国沿海。西班牙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侵占吕宋(今菲律宾)后，曾于万历三年(

1575年)冒用他国名义，遣使到中国要求通商，没有达到目的。后来，即在吕宋进行屠杀、驱逐华侨，侵吞华侨的财产。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又派 舰队闯到广东，用武力侵占虎跳门，后来被海道副使章邦翰派兵焚烧，他们才被迫撤离。荷兰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建立东印度公司的前后，曾多次派遣舰队 闯入中国领海要求通商，遭到明政府的拒绝。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又派舰队侵入中国的澎澎岛，并且伐木架厂，作久留打算。天启二年(1622年)， 公开占领澎湖，并窥伺中国的宝岛台湾。此后，他们经常窜扰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进行掳掠。沿海军民不断奋起抵抗，予以迎头痛击。天启三年(1623 年)，福建巡抚南居益奉朝廷之命，移会漳、泉，募兵买船，进行收复澎湖的准备。第二年正月，部署停当之后，即派守备王梦熊等率兵突入澎湖镇海港，迫使荷兰 殖民者退守风柜城。接着，又多次派兵增援王梦熊，但没有予以致命打击。六月十五日，南居益再次派携带火药火器的船队前往增援，对岛上的敌寇发起了强攻。七 月初三，明军直逼风柜城，改兵分三路一起进攻，荷兰殖民者惊恐万分，竖白旗求和，答应拆城还地。但荷兰殖民者从澎湖逃走后，却转而侵占台湾，对台湾实行了 38年的殖民统治，直到清朝初年才被民族英雄驱逐出境。

与此同时，明政府逐渐放宽海禁。朝廷中一些官僚意识到海禁过严，使沿海百姓失去谋生手段，“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开放海禁是彻底解决倭寇问题的唯一办法。嘉靖以后，明政府采用较为开放的政策，倭寇问题。

3.中国国力衰弱、朝代更替

倭寇得以诞生、发展的另两个原因：

一是元末的时候元朝统治力量大大削弱，海防日趋崩溃。在宋朝以前，日本与中国有来往，向朝廷进贡，而到了元朝，元世祖几次派使臣赵良弼去招抚他们，他们都不来，也是当时国力衰弱的一个象征。

二是明朝初建，国家不够稳定，留下较多的社会后遗症。

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初，泰州白驹场(位今大丰西南)盐民张士诚率众起兵。他们攻下了泰州，来到兴化，聚众达到万余人， 结寨德胜湖。不久后，张士诚军队进据高邮，并以这里为都城，国号为大周，自称为诚王，建元天佑。至正十六年(1356年)春天，张士诚军队攻占了常熟，随 后又攻克了平江(今苏州)，昆山、嘉定、崇明等州县相继归附于他。张士诚以承天寺为王官，自称周王，并设立了省、院、六部、百司等行政机构。这时，朱元璋 率军从太平(属安徽)水陆并进，抵达集庆(今南京)。而后，朱元璋又以为大将军，率军沿江东下，攻取了镇江，割据了丹阳，连克常州、江阴、泰兴、扬州 等地，后来，张士诚军败于江淮。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十月，朱元璋因为张士诚多次攻打江淮，于是下令举兵征讨张士诚。徐达在朱元璋的命令下，相续攻 克了泰州，以及高邮、兴化、淮安。第二年十一月，徐达又率军经南浔、吴江，进到平江城南鲇鱼口，四面筑长围于平江城外。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 由于围城日久，张士诚军斗志衰减，军心大乱。徐达率军乘机登城，一举攻克了平江。这次战争中，张士诚战败被俘，自缢自亡。不过，虽然张士诚死了，但割据于 沿海的方国珍、陈友定等势力还依然存在，明朝建国之初，这些势力在被兼并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残余分子逃亡海外，勾结倭寇，为患沿海地区。

方国珍(1319～1372年)又名谷真，黄岩洋屿人(现属路桥)。出身佃农，是元末第一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元末，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空前 残酷，下层爪牙鱼肉乡民，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在江南一带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打三遍，不反待如何。”至正八年(1348 年)，方国珍与蔡乱头因争牢盆(晒盐用的)结仇，黄岩州官贪赃枉法，处理偏袒对方，方国珍非常气愤。不久，地主又告他欠租，官衙派巡检去抓捕方国珍。方国 珍正在吃饭，他左手举起饭桌抵挡，右手抓起很粗的棍棒，与巡检搏斗，结果当场杀死巡检，遂与其兄弟入海，聚兵起义。方国珍入海后，元兵追至福州，方国珍奋 勇抵抗，元兵自相惊溃。后来，朝廷以海运千户的官职，诱方国珍投降，方国珍坚决拒绝。至正十一年(1351年)六月，元廷派遣孛罗 帖 木儿又来“围剿”，方国珍率领士兵，高举火把，大声呐喊，元兵又不战自溃。后来绍兴总管泰不华谪为台州路达鲁花赤(蒙语，官名)，他又设计诱降，与方国珍 遇于黄岩永宁江王林港，方国珍同样拒不投降。这时，刚好潮退，元兵战船搁浅，方国珍指挥小船分割元兵，他的部下聚集长矛，一阵拼杀后，杀死了泰不华。此 时，投奔方国珍抗元民众日益增多，方国珍威震浙东，控制着温州、台州、庆元(今宁波)等地方。方国珍占据浙东后，采纳谋土刘仁本的建议，施行“保境安居” 的政策，招贤纳士，兴建台州、宁波、温州等地的儒学、水利，严肃法纪，使浙东一带老百姓在元末战乱时期避开战祸，。至正二十七年(1357年)十 二月，方国珍顺应历史潮流，率2.4万兵士和海船4000艘，归顺了朱元璋的起义军队伍。洪武七年(1374年)三月，方国珍在南京病逝，葬于南京城东 20里玉山，朱元璋亲写祭文。

张士诚(1321～1367年)中国元末割据江浙一带的武装首领，小名九四。泰州白驹场(今江苏 大 丰西南白驹)人。出身盐户，以操舟运盐为业。至正十三年(1353年)，在红巾军起义影响下，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18人，杀富户，招集盐 丁，起兵反元，攻克泰州，连克兴化、高邮，拥众万余。至正十四年(

1354)九月，元中书右丞相统大军攻高邮。由于临阵易将，元军大 乱，张士诚乘机出击，大获全胜。高邮战役是元末农民战争的重要转折。随后张士诚渡江南下，与朱元璋开战，张士诚败，投降元廷，封为太尉。此后继续与朱元璋 争夺地盘。他乘北方红巾军失败、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之机，扩展地盘，势力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西达汝、颍、濠(在今安徽凤阳东北)、泗(在今江 苏盱眙北)，东至海，拥兵数十万。至正二十三(

1363年)年九月，张士诚自称吴王，以张土信为江浙行省左丞相，不再输粮至大都。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十月，朱元璋灭陈友谅汉政权后，开始全面进攻张士诚。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平江(今江苏苏州)城破，张士诚被俘至应天(今江苏南京)，自缢而死。

同时，明在建国之初，统治者为稳固政权、安定全国，把主要精力放在不断追剿残余分子，为倭寇的孕育与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明史?日本传》中写到：“诸豪亡命，往往纠岛人人寇山东滨海州县。”

三、倭寇的发展

根据1930年陈懋恒的经典著作《明代倭寇考略》中“沿海各省之倭祸”事件数据化后，编出了“明朝历代皇帝在位年数与倭寇动态鸟瞰表”，表上数据显示： 明初，从洪武到永乐的57年间，倭患次数共为94次，年平均不到2次；永乐以后到嘉靖之前(1425～1522年)近百年间的倭患记录次数仅为17次，倭 寇侵扰时起时伏；但在嘉靖一朝的45年间，倭患次数突然猛增到628次，占了全期的80%。

1.明初：国力强盛，未成大患

由于明初国力相对较为强盛，并且朝廷重视海防建设，各项措施得力，形成了防御体系，所以倭寇没有扩大蔓延，并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收到了巩固海防的明显 效果。特别是朱元璋实施的是对外实行睦邻自固的军事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措施，并大力加强海防的建设。初步形成了关隘、城池重点防 守，与野战歼敌相结合的边防防御体系，以及陆上坚守与海上巡剿相结合的海防防御体系，从而把国家的安全和统一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一军事方针及戎政措 施实行的结果，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保障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国家的安全和统一。

到永乐时期，国家经济得到了恢复和 发 展，海防建设得到了大力加强，既有雄厚的兵力部署，又有充足的装备和坚固的守备支撑点；既能守点防倭，又能进行海上机动作战。从南自广东，北至辽东的海 域，形成了更为完整绵密的防御体系，为军事上巡剿和打击来犯的倭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宣德年间进一步完善了海防防御体系，由于这时仍有侵扰，所以朝廷有时还注意海防的整饬和建设，增置了一些海防设施和舰船。

正因为如此，倭寇在明初甚至明前期没有造成大患。

2.正统至嘉靖前期：海防渐趋废弛，倭寇侵扰时起时伏

迁都北京后，明朝国防重点已有北移之势。到了正统年间，蒙古瓦剌部崛起，时常扰边。明朝政府为了防止蒙古军南攻，逐步将国防重点北移，东南海防也承 平日久，渐渐开始放松了对沿海的防卫。而倭寇虽然没有什么大规模的侵犯，但时刻都在伺机侵略，时起时伏，且倭寇的掠夺手段也极其残忍。

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入侵浙江，连破桃渚(今临海东)、大嵩千户所(今宁波东南)和昌国卫，倭寇肆意焚掠，甚至用开水烫婴儿，剖视孕妇，以此赌 酒取乐。正统七年(1442年)，倭寇2000余入侵犯爵溪(今属山东)，攻陷大嵩。第二年，倭寇又侵犯海宁卫(今海盐)。明朝政府调兵分守要地进行抗 击，命官前往沿海备倭，提督军务，整顿海防，增置海防设施和战船。此时，海防策略趋于消极，倭患仍然不断。

景泰四年(1453 年)， 倭寇以贡物为名，窜到临清(今属山东)，袭击明军官兵。成化三年(1467年)，日本进行战国时代，内乱迭起。明朝海防日趋废弛，卫所空虚，屯田破坏，水 军减少，战船破损，军队素质低下，难以抵抗入侵的倭寇。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贡使宗设、瑞佐先后抵达宁波。为争夺对明通商权，瑞佐贿赂了市舶司官 史，引起了贡使相互仇杀，并杀明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等人，浙江中部大为震惊。自此，倭寇更加轻视明朝，加紧勾结沿海奸民，侵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

3.嘉靖中后期：军政废弛，倭寇猖獗

明嘉靖年间，特别是中后期以后，明廷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赋税过重和官吏、豪绅的盘剥，江浙一带民不聊生，大批流民前往海外谋生，许多流民、内奸开始与 倭寇勾结，占据海岛及沿海港口。加之沿海海防官员故意夸大其词，使明廷错误地认为“海上奸民武装掠夺我辖内良民”，将出海经商的全都称做“通番奸民”，进 而加紧海禁，形成了恶性循环。此时元朝后裔鞑靼的袭扰比以前更加严重，他们三次逼进京师，构成巨大威胁，特别是此时倭寇已达到了猖獗的地步。内阁首辅之争 和严嵩专权，更让嘉靖年间的政治腐败达到了高潮。此时，拥有号称200万常备军每年消耗巨大军费的大明军队，其实戒备松弛，装备陈旧破烂，组织松散，军纪 败坏，士气涣散，并且由于政治和文化上无可挽回的沉疴，也使得重振武备成为不可能，所以实际上这支遍布全国的庞大军队，其大部分部队的战斗力比田间耕作的 乡农强不了多少。长期以来，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明军在与数量少得可怜的倭寇小分队作战时，频频被击溃，而后相互挤踏而死。

而再来看一 看 来自日本的倭寇，他们虽然在上层缺乏统一的领导，但下层的组织力量则不可忽视。虽然是杀人越货，但也表现了日本下层社会结构的严密性。据史料记载，不论作 战或宿营，倭寇的小头目对下级战士都能施以极严格的纪律管制。而各个小股部队战法一致，也表示了他们并非仓促招募而来的雇佣兵。他们不断地以寡敌众，击败 了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国官军，而中国的农民造反，却大抵缺乏这种能力。这些海寇乘坐可以装载百人左右的船只登陆。大举入侵时，常常集结30～50艘船只，人 数多达几千。在他们的凶焰最为高炽之际，可以有2万人据守占领区内的军事要地。本地的居民在威逼利诱之下也有不少人参与他们的行列，其中有的人在以后被押 送至日本做奴隶。他们劫掠的物品不仅限于金银珠宝，根据需要和可能，他们也夺取内河船只和其他商品。有一段记载提到他们曾大批搜集蚕茧并勒令妇女们抽丝。 这种情况业已与占领军在当地组织生产没有多少差别。在入侵的初期，他们几乎战无不胜，主要原因在于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他们能极其娴熟地使用双刀，并 且和近旁的伙伴保持密切的联系，互为呼应，协同作战。颇为特异的是，他们的指挥信号乃是班排长手中的折扇。当双方开始接触，班长排长把折扇往上一挥，他们 的部下就以刀锋向上。当对方的注意力为这种动作所吸引，他们就突然倒转刀锋迎头砍下。这种双刀的长度不过5尺，但在一个熟练的使用者手中挥舞，一片刀光， 使“上下四方尽自，不见其人”，可以在一丈八尺的方圆之内杀伤对方。其他常见的武器还有弓箭和标枪。据记载，“倭竹弓长八尺，以弓蹈其悄，立而发矢。…… 链宽二寸……近身而发，无不中者”，所掷的标枪“不露竿，突忽而掷，故不测”。至于火器，似乎并没有为他们所重视。虽然戚继光说过乌铁由日本传来，但在记 录上却看不到倭寇曾有效地使用这种武器。他们偶尔使用的火炮，看来也是在中国俘获的战利品。倭寇的基本战术是派遣百人以下的小部队进入村落，而且这些小部 队的进止必在严密的互相照顾之下。协同的信号是令人战栗的海螺声。这些入侵者善于使用当地的向导，并熟练地派遣尖兵，有层次地展开兵力，并以佯攻、驱使难 民在队伍的前面等方式，造成中国官军的扰乱和疑惑。中国官军根本无法对付这一套战术，即使是士气最为高昂的部队，他们的对策也不过是仅凭血气之勇猛冲敌 阵，既无有效的队形，又缺乏侧翼和后续部队的接应，所以其经常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南直隶和浙江两省，河流湖泊极多，官军溃退时有如狼奔豕突，被践踏或 被挤落水致死者也为数累累。有一次总督胡宗宪也在败退之中被推落水，几乎淹死。除此以外，倭寇在和大部队官军遭遇时，还采取另一种战术，即先取守势以减杀 官军的锐气，或者制造恐怖气氛使官军陷入心理上的劣势，然后待机出击。

明世宗是武宗的堂弟，也是明朝历史上的第12任皇帝，他本来是湖广安陆藩王。明武宗于正德十六年死后，朱厚在杨廷和等内阁大学士建议下，经皇太后张氏批准，“入继大统”，当上了皇帝，于第二年，即嘉靖元年(1522年)登基当上了皇 帝。换了皇帝，也改变了政权的结构，过去职权不太大的内阁权势越来越重，成为皇权的重要支柱。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朱厚即位后又进行了一些改良，革除武 宗时的一些弊政，蠲免嘉靖元年的田租之半，免追捕赋，汰除了锦衣卫等军校冗员，限制了宦官专权，查勘皇庄和勋戚的庄田，把部分土地归还农民等。但这些改良 措施，在地主官僚的反对下，不久就成了泡影。而朱厚崇信道教，不理朝政，十分昏庸。同时，内阁中官僚的斗争出现了派系倾轧的混乱现象。各派都在谋取内阁 首辅的地位，争斗十分激烈。

内阁纷争是从“大礼议”开始的。所谓“大礼议”，即武宗没有儿子，世朱厚是孝宗(武宗父)弟兴献王朱 的儿子。按皇统继承的规则，世宗人继为孝宗的儿子，这是朝廷的大礼所在。为此，朝廷大臣中分成了两派，杨廷和为首的一派主张承继，以维护皇统，而以张 璁的一派为首的主张不承继。当时，世宗支持张璁，而杨廷和则被免去职务，当然投合世宗的张璁则得到了重用与得升，充任大学士，并接连迫使费宏、杨一清去 职，不久夏言为首辅。夏言在任内阁首辅期间，与张璁派霍韬、郭勋等人互相攻击。郭勋虽然被解职，但谄媚世宗的严嵩以夏言支持曾铣收复鞑靼占据的河套为借 口，诬陷曾铣重开边衅，败坏国事，夏言也跟着严嵩随声附和。而昏庸的朱厚先是杀了曾铣，接着又杀了夏言，这正中了严嵩的下怀，嘉靖二十七年(1548 年)，他代替夏言为内阁首辅。

严嵩在内阁这个位置上长达21年之久，为首辅专权的时间也有15年之久。他结党营私，把儿孙们都安排当 上了大官，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在朝廷的各个重要部门。严嵩俨然以丞相自居，文武官员升迁，不论个人素质怎么样，他都以送的银两来判断，送的银两多，就肯定能 升。军队中的军官们为了贿赂严嵩，不得不剥削士卒，而司法部门的官员为了贿赂严嵩，不得不搜刮老百姓。当时，明朝边防军饷岁一年约有百万之多，但有一半以 上都贿赂给了严嵩。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父子事情败露，抄家时发现他们父子历年收得的贿赂竟然有黄金30万两，白银300万两，其他珍宝器物 多得无法计算。他们还广置良田美宅在南京、扬州等地，竟然有数十处之多，而他原籍袁州(府治今江西宜春)一府四县的田地，7/10都被他家侵占了。

严嵩结党营私，聚敛民财，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上下官吏贪污受贿成风，使得士卒失所，百姓流离。一些攀附严嵩的人，一旦得势，便无恶不作。因贿严嵩得 宣大总兵职务的仇鸾，在俺答入侵时竟然贿赂俺答，使他转犯北京。俺答打到北京，仇鸾又拜大将军，不加抵抗，使俺答大掠而去。严嵩的义子赵文华祭海视军情， 大纳贿赂，颠倒功罪，竟然谗害抗倭将领。更让人可笑的是，皇帝不派士兵抵抗敌人，却乞求海神的保佑。工部侍郎赵文华在倭寇猖獗的情况下，荒谬地提出祷祀东 海之神，以镇抑海患。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只能加重沿海官民的困扰，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严嵩对于那些不依附于他的人，动辄陷害。 刑 部员外郎杨继盛因劾严嵩的十大罪状而被杀；抗倭将领张经、李天宠因不依附赵文华，虽抗倭有功而被害。严嵩门人董士弘守兴化，政绩可观，因为不附严嵩，10 年不予升调。后来董士弘备兵浙江，有战功，赵文华竟然抹杀他的功劳，以失律问死。后来虽然幸免没有被杀，但也被罢了官。由此可见严嵩专权的程度之深。

朱厚昏庸，不理朝政；首辅严嵩聚敛民财，结党营私；上下官僚贪污成风，搜刮百姓；抗敌有功的官员被杀害、被罢官，这一切构成了严嵩专权时期一幅黑暗政 治的图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各种矛盾激化，倭寇乘隙而入，边防海防受到削弱，处在被动应付的状态之下，于是倭寇猖獗。

明初沿 海 的防卫是比较周密的，海上有战船巡哨，陆地上也有卫所军队防守，巡检司弓兵盘查，防御体系十分坚固。但是到了嘉靖年间，由于军政废弛严重影响了海防建设， 此时的战船所剩无几，军队缺额半数以上，所存士兵又都是老弱病残，既不能防御倭寇于海上，又不能在陆地上堵截围剿。此时海防形同虚设，倭寇如人无人之境， 可以任意烧杀劫掠。

于是到了嘉靖中期后，倭寇日益猖獗，倭寇入侵一日比一日严重，当时东南千里的海滨同时发出告警，明廷的半壁山河几无宁土，广大沿海居民惨遭荼毒，如：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倭寇侵犯宁波、台州(府治今浙江临海)；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再次侵犯台州，破黄岩(今属浙江)，大掠象山(今属浙江)，定海(今属镇海)等；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围攻太仓(今江苏太仓)，破吴淞(今上海宝山)，入上海(今上海市)，攻海盐(今属浙江)，犯松门(在今浙江温岭 东)，陷昌国(在今浙江象山南)，侵犯定海，陷落临山(今浙江慈溪西)，攻海宁(今浙江海盐)，破乍浦(今浙江平湖东)，攻新河(今浙江黄岩东南)、台州 等；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除侵略南直隶、浙江外，又蔓延到了福建、广东一带。当时侵略中国沿海的倭寇多为日本武士，他 们 杀人、抢劫财物，非常残暴。只要他们所到过的地方，男丁女妇都会被他们劫掠，金银财物被他们抢光，城镇的房屋被他们烧毁，甚至还发掘坟墓求资赎尸。同年， 倭寇围攻昆山县城，昆山县城被倭寇围困达到45日，临城攻击大小达10余战，被杀害的男女500余人，被烧掉的房屋2万余间，被发掘坟墓的人家达40余 口，昆山县各乡村落，只要是在350余里境内，房屋十有八九被烧，男丁女妇十之五六被杀。倭寇随处掠劫人口，被掠的男子平时导行，打仗时则逼着他们冲在前 面，当挡箭牌。被掠的女子白天赶海，晚上则被倭寇当做军妓，倭寇对她们进行蹂躏，令被掠的中国妇女们生不如死。

4.嘉靖末年：倭寇的基本平息

嘉靖末年，由于历经数年的战争锻炼出了一批素质过硬的文官武将，明军军事力量加强了，海防得到了改善。同时，就国外来讲，日本国情发生了变化，由诸侯纷 争的日本逐渐向统一的日本转化。许多小领主灭亡了，大领主们忙于统一战争，没有精力顾及支持武士、浪人劫掠中国。旧有的倭寇消灭了，又没有产生大量的新倭 寇的条件，于是中国沿海出现了相对的平静，侵扰中国沿海达200年之久的倭患总算是平息了下来。

明抗倭战争的胜利，为中国军民抗击 外 来侵略、保卫祖国海疆谱写了辉煌的篇章。以谭纶、俞大猷、戚继光为代表的抗倭将领，发挥沿海军民的作用，整顿海防，逐渐形成以水、陆军为主力，所募新军为 骨干，民众为基础，小警自保、大警互救的海上搜剿和陆上围歼相结合的抗倭体制和战法，最终荡平倭寇，为当时及以后中国海防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四、倭寇的组成

倭寇是武装劫掠朝鲜半岛和中国沿海各地的日本武士(包括浪人)、渔民、商人、农民等，并且掺杂了中国的流民、窝主和汉奸。倭寇因为有中国国内的社会基 础，又有与他们相互勾结的汉奸，以及胁从的流民，在明朝海防废弛的情况下，他们自然日益猖獗起来。历史上甚至还出现了真倭只有十之二三、华人占十之六七的 记载，这些华人中的有军事知识的人为之出谋划策，尽知官兵虚实，为倭寇当向导，也竟一时使明军落花流水，无可奈何。福建按察使的宗方城给友人的信中叙述了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四月倭寇攻陷福州府福清县的事：“海寇大多华人，华人狡，善骗夷。福清之陷也，盖华人之先其夷于睥睨间，守睥者睹其夷，遂惊而 逸。既陷，华人乃又先之，骗夷以狱此帑藏也，夷遂呼其类数千人劈门以入，而其时华人已群入帑藏中负其万金走矣。夷人不知华人负之矣。及败，其俘皆夷，华无 一夫被创者。”《明史?日本传》记载，真正的日本人最高估计不过是3/10，一般的估计是十分之二三。其余十分之七八都是中国人，特别是闽浙一带通番之 徒，打扮成倭的样子来冒充。至于中国人为什么要扮成日本人的样子呢？原因有以下几种，一是这些中国人多有亲属在中国，怕事情败露后连累他们；二是真倭的武 器锋利，作战勇猛，为明军所惮，所以乐得。如果倭寇中只有日本人的话，实际上是不足为患的，因为毕竟日本人到中国人地两生，又不知明军虚实，想要 劫掠不是那么容易；但一旦有大批中国人参与其间，为其谋主，甚至为其首领，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也是倭寇能侵扰中国沿海达200年之久的另一个重要原 因。

1.日本商人

在日本南北分裂、战争内乱时期，日本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刺激了大名、商人的贪欲，有了进一步 扩 大贸易的要求。日本的大名、商人要求扩大贸易，而明政府堵塞了官方贸易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取厚利，日本商人既当起了海盗又当起了商人，他们驾船 载货出没在中国沿海。日本人被拒绝后，有的并不急于回国，而是与在沿海漂泊的“通番奸民”勾结，占据沿海岛屿，劫掠中国沿海。

2.日本武士、浪人

日本南北分裂、战争内乱，这种你争我伐的战乱延续了100多年，在战乱中不断出现溃兵、败将、武士以及失去生产手段的浪人。有的地区，如四国、九州、本 岛西南部等地，临近中国，与中国有长期交往的历史，这些地区的武士、浪人等乘明朝军备废弛的时机，来中国沿海进行烧杀劫掠。于是，武士、浪人成了倭寇的主 要组成人员之一。

3.中国流民、窝主

中国流民和窝主也是倭寇的组成部分和勾结倭寇的力量。

明朝中叶后，土地兼并日趋剧烈，一些皇亲贵族和豪绅或向皇帝请求赐予，或以势力进行强占，或者是二者兼施，把大量的土地攫为己有。嘉靖初年虽然清查过皇 庄、官庄，对皇亲贵族有所限制，但为时并不久，收效也不是很好。不仅如此，一些官僚地主还巧取豪夺，强占民田。当年严嵩在南京、无锡占良田宅就达到数十 所，原籍袁州一府四县的田地十分之七八都是他的。而且官僚贪污成风，任意盘剥农民，使得大量自耕农破产，逃往外乡，并且还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一个地区的 农民逃亡，该地区的赋税并不减免，而是由那些未逃亡的农民来负担。逃亡的农民越来越多，没有逃亡的农民负担越来越重，赋税越重，农民越逃亡。这种恶性循 环，造成了社会上的流民日渐增多。他们有的进山采矿，有的成为佃农，有的逃入深山种田，有的下海谋生，甚至直接成为海盗。当倭寇入侵的时候，他们走投无 路，只得依附倭寇，成为小民。但有一部分小民是被倭寇掠去的，被迫的。这些被胁从的小民，被迫给倭寇当开路先锋，他们给倭寇引路、取水，早晚出入时倭寇还 会点名。

为什么会有大批中国人参与倭寇队伍呢？这与明朝的海禁政策有关。倭寇其实自元末即有，不过大都是些小股海盗而已，不足为大 患。但明太祖朱元璋因噎废食，实行海禁，大批在海岛上的居民被迁回内地，又禁止沿海居民与外人做生意，这样导致了大批沿海居民的生计困难。另外当时的中日 贸易产品实际上有互补性质，明政府强行禁止给双方人民都带来不便，也使一些以商为业的人失去了利益。于是大批亡命之徒铤而走险，做起了中日间的走私贸易工 作。由于工作的不合法性，走私分子不得不组成集团，自我武装，以便在必要时以武力抗拒明政府的稽查；同时为了争取在走私集团中的优越地位，不同的武装集团 之间也经常有争斗、兼并。由于这些走私武装集团尽知中国虚实，所以当条件便利时，也做一些抢劫财物、掠夺人口的行为。随着中国沿海武备的废弛，他们发现抢 劫的利益比走私还丰，这类行为就越来越普遍，规模越来越大，给沿海居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另一方面，明朝中期经济进一步发展。随着 经 济的发展，对外与日本及东南亚贸易不断增长。明廷下令禁止通商，但实际上禁止的是正常贸易，走私活动则日益猖獗。一些商人私自购取外商货物，进行贩卖，牟 取暴利。特别是福建的一些“著姓宦族”更是依靠自己的权势，窝藏货物，庇护倭寇的船只，他们上通官府，下役官兵，明朝的禁令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纸空文。当 倭寇进行劫掠时，他们假装不是与他们做买卖的，而是另一伙；当官兵出海擒获走私船时，他们“又出官明认之日：某月日，某使家人某往某处粜稻也，或买杉也， 或治装买疋帛也。家人有银若干在身，捕者利之”(《筹海图编》卷4《福建事宜》)。这些窝主反而栽赃于官军，而使“官军之毙于狱而破其家者不知其几也” (《筹海图编》卷4《福建事宜》)。所以当时的人们都叹息着说：“彼巧于谗而计行，此屈于威而难辨，奈之何哉!”(《筹海图编》卷4《福建事宜》)。官军 都无法禁止窝主的这种行为，形势日益严重。后来当朱纨来整饬海防时，这些窝主们就群起反对，还勾结朝廷官员陷害朱纨，连朱纨都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 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明史》卷二百五《朱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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